有点无厘头的相遇，怀着异样的心情翻开了它。我这才知道，古拉格并非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书中苏联）地名，群岛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群小岛。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孤儿，在静静的回忆那里发生的一幕幕，那里的日出日落、生死爱恨。阅读的时候，我感觉就坐在他的身边，我能想象他眼里的沧桑，我能感受他心中的悲凉。可是，两年前，他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另一个永远都不会有古拉格群岛的地方。索尔仁尼琴走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成了古拉格的孤儿。

书里的文字充满了力量，是一种让人流泪的力量。什么时候，我的文字也可以有这样的力量？什么时候，我的文字不再有这样的力量？

随便翻开一页读下去：“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

再翻一页：“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么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张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古拉格的孤儿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其实，话剧的“好看”更多体现在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层次上。话剧不能NG，不能用技术进行后期的修补，话剧更体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活生生的行为艺术，这是技术再高明的电影所无法达到的。比如，在《日出》演出前，观众席的过道里有一个卖唱的“街头女歌手”，有一个卖糖果的女贩子在吆喝，还有一个招呼客人入场的小二。坐在我旁边的一哥们不堪女歌手的骚扰，点了一首歌《茉莉花》，后来翻破了钱包半天也没掏出钱来，女歌手（剧中一演员）急了，说：您随便给点就成。其实，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话剧开幕之前，在观众席制造一种剧中场景的氛围，让观众更有身在剧中的感受。当然，后来冒出俩城管将卖唱女拖出观众席，显然是话剧导演的一个小小调侃。这时，话剧正式开始了。如果说电影的开始是打开CD机享受唱片，那么话剧的开始就是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

导演对《日出》有后现代风格的小点缀。比如台词“我用闽南话讲就是@！#￥#*&#（…”之类，虽有讨巧之嫌，但不失为一种再创作。剧终结尾处衔接一段LOMO风格的MTV短片，更是一个大胆尝试，也让我们看到创作人员的良苦用心。要说缺点的话，与从前（貌似已是很久以前）领略的中戏风格的话剧相比，本剧在音效上过于朴素，渲染不多，无疑对于集中观众注意力、加强感染力存在欠缺。当然，全剧的内涵不难让人对照当下的社会国情来作深层次的思考，这充分宣告了本剧的成功。

当然，电影长处在于它像方便面一样便利。这不，码完这堆字，我又可以去在线看电影了，却绝不可能随时跑到剧院去感受一把。而在厦门，话剧更是一个稀有品种，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岛，也是一个文化小岛。要想在岛上看日出，自然只能看海上日出。

因事先得知两大美女联袂主演，所以一开映便开始猜测本片是否是表现双重人格的一部东西，有如赵薇的《绿茶》。随着剧情的推进，发现自己过于低估了编剧与女导演的智商。我一向固执地认为，再晦涩的东西，仍也逃不出艺术通用的、万能的几套主题：生与死、爱与恨，等。有如科学界的理论最终上升为哲学，这是一样的。当然，要理解一部影片，首先得放低姿态与导演对话，而非一味地听导演说话，这是必须的。

因为惰性的存在，人总是先入为主的。所以苏菲在电影前半段的表演被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真实”“存在”（可以作哲学意义的理解），直到电影后半段莫妮卡登台后，我们还愚蠢地这样认为——这就是许多人（包括我）难以看懂的根源。直到结局逐渐到来、逐渐看懂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莫妮卡才是“真实存在”。有点被导演耍了的感觉。但不得不说，这个编剧的构思技巧不一般。那么，关于人的存在与虚无，会在一个活体生命中发生怎样的交集？

最终的全剧线索是：不存在的苏菲，存在于真实的莫妮卡的生命中。莫妮卡最终带领观众发现了不存在的苏菲的历史，也解释了她（我们所有人也一样）对生命的纠结。大结局是：她并未完全抛弃苏菲，完全为“本我”的生命继续存在；也并未完全接纳苏菲，完全为“超我”的生命执着生活；而是选择了人类悲剧般的俗不可耐的妥协，也就是为“自我”的、苏菲的生命和谐共存。导演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问题，却并没有给出一个伟大的答案。我们仍然不得不为“自我”（EGO）的生命，继续前行。有意思的是电影最后一句台词“妈妈，那个姐姐是谁？（据说翻译不准确，应该是“妈妈你在看什么？”）”，很有点《大话西游》中最后一句台词“他好像一条狗啊”的味道。就我个人而言，影片在这句台词说完后，最好是凝固、放大苏菲的表情，然后镜头作一点虚化，上升，出现某样具象征性的物体（比如墙上的一堆照片），再虚化，就可以END了。这样的戛然而止，更符合我的观影感觉。电影中最后出现的双人打字的镜头，固然体现了女导演心思细腻、浪漫的一面，但缩小了影片“留白”的面积，也算是鱼和熊掌中取之一了吧。

影片是创作者对人的思考。影评是观众对影片的思考。所以观众最终还是要返回到为人或仅仅是为我的思考。囿于人类悲剧般的社会性，人世间并不存在完全为“本我”的生命，“超我”也不过是偶尔划出一个瞬间的虚幻，我们所拥有的，都仅仅是为“自我”的生命。古今中外过去未来都一样，这是残酷的现实。

在今日中国春运时刻，更可见黄语之深意。从出票的第一时间内，你完全买不到任何一趟你想去的地方的火车票，除了可能仅存的几张站票。也就是说，你没有坐着火车回家的权利。因为，全国人民都将该权利一次性打包给了铁道部，而这个奇怪的机构，可以在每个春运来临的时刻一洗终年沉默，尽情炫耀它的权势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告诉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春运完美地留在了青史之上，在和谐社会的光环下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又一次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么不易。售卖了赤裸的人情与暴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沟通获得了伟大的升华，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有一个巨大的“和”字闪闪发光，冉冉升起。

有人说，这个奇怪的机构可以休矣。此话谬矣。如果所有的售票者、购票者都严格依照规则行事，那么大量的人情交往将流失，大量的暴利人员将失业，我泱泱大国岂不诚信尽失？因此，这种“模糊化管理”是我们的特色，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先进性；如果真推行“数目字管理”，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各行各业依法操作，三鹿这样的优秀企业怎能为国家创收这么多年？一块钱一瓶的灌装自来水又怎么能为国家的GDP添砖加瓦？如果真推行“数目字管理”，对各行各业进行清理旧账，其后果是极为可怕的：很多官员要回家种地甚至蹲进监狱，很多教授要剥去头衔甚至付出金钱，很多富商要穷困潦倒甚至出国逃跑。只有一种人无伤大碍：平头百姓。这些掌握资源最少的人，是最干净的人，可脏的并不是资源本身，所以不是资源污染了肮脏的人，而是他们污染了资源，并积攒了民愤。怎么样管理好一群肮脏的人和干净的人并让他们和睦相处，看来最锐利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指出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

至于我们，最多也只能默默咽下一坨可悲的情绪口水。

得知噩耗已是晚上。网络告诉我，在我一个人找乐的时刻，在同一片天空下，有无数人遇到了灭顶之灾。对于诺大的世界，他们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死者本人，却是整个世界彻底远离她而去。我不知道一个人在面临世界的抛弃之时会作何反应，那是一种何等的恐惧。心理学称人类对蜘蛛的恐惧甚于死亡，我不相信。我同样不相信心理学中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因为我在许多底层需要还没有满足的时候，已经在看天文学的书，这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超越需要——认识宇宙的精神需要。固然，远离世界的人们安息了；而生者的惊慌尚存，他们怎能安宁？想来，投身世界比远离世界更加恐惧。

对于一个人而言，性格的重大缺陷即是她的最大灾难。因此，要三省吾身，要不断进化自己的性格，才可能有更完善的命运。我们既然选择幸运地活着，就不要成为灾难性性格的奴隶。

这张照片有点灵异，放大若干倍后，画面正中心是一个小孩头。

翻了翻，是一个小朋友在他更小的时候写的断片，一如当年的我。晚自习课上，图书馆里，挥舞着廉价的圆珠笔，深色凝重地眺望住不远的窗外，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属于我一个人。甚至在冬日的半夜，爬起身，躲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记下梦中推敲的字句。是的，多么有趣的年龄，经历过的绝不会只有我一个。

而今天，青春已然盖棺，被窝铸成坟墓。骑在青春的尾巴上，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人，妄图。因为不创造便没了退路。弗洛姆把人格分为创造性人格和非创造性人格，看看所谓非创造性人格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吧：接受型人格、剥削型人格、囤积型人格、买卖型人格、尸恋型人格。我想我还是比较难以接受后者的，尤其是后者中的某一类。

噢，怎么一不小心扯到书袋了？我向来反感掉书袋，一是此举太缺乏创造性，令人鄙夷；二是本人可吊的书袋不多，省省吧。当然人各有命。所以当我得知著名的女性心理学作家连岳先生就和我住在同一个岛上时，我也没啥好惊讶的。尽管他住在钢琴声海浪声环绕的鼓浪屿坐以待币，我混在钢筋混凝土包裹的围城赖以营生。如今逍遥倜傥的连老师却是走过我这条路的人，一想到这我就发憷，步人后尘的人生可真是无趣的。身居闹市，我却如住在高山上撞钟的小沙弥，佛曰：既然你做了和尚，就好好撞今天的钟吧。那么，还是要再勤勉些。哪怕孤独，哪怕尴尬。

有的书，读过了让人有写下长篇大论来品评的冲动；有的书，脸皮后遮掩的铅字并不比一堆乱码来得漂亮。那么关于这本小朋友的大作品，跳跃性思维就蹦跶到此。

谢谢小朋友妙哉的书名，让我又一次有了创造名言的器质性反应：被窝，这伟大的无机物日复一日地吞噬着我们这些渺小的有机物。

写完，进入被窝。

大家都知道，Kappa是一个运动品牌，熟悉一点的还能说出它源于意大利。可我在这里并非要说这个品牌的故事。这里的Kappa是一个人的姓，一个日本人，他姓Kappa，名叫Senoh，总的来说，他的英文名字叫Senoh Kappa。他为什么要叫KAPPA？我也不知道。他名字翻译成中文是：妹尾河童。好像比英文名字更怪异。但至少比起KAPPA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会多一些。此人的公开介绍是：日本当代具代表性的舞台设计家，1930年生于神户，1954年因舞台设计而崭露头角，此后活跃于戏剧、歌剧、芭蕾舞、音乐剧、电视等表演艺术领域，曾获……等众多奖项。

我知道他，是因为三联出版的他写的一系列书，包括《窥视印度》、《窥视日本》、《河童旅行素描本》等。我看了其中的两本，其中一本是在法大离别蓟门桥前夕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借书中看的，另一本，是在遥远的厦门图书馆借阅的。其人目前尚缺乏进一步了解，其书倒是有一个独特个性：自画插图。虽然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但在当代的阅读节奏下，显然有一定优越性。加之其并非长篇大作，而是由精湛的小篇文章组成，因此比较符合当代人的阅读（速读）习惯。最近读的《窥视日本》，我就是不按顺序择读的。其中一篇《建议你去法庭旁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引起了我的格外兴趣，从中了解到不少有意思的日本法庭内幕。比如日本的法庭旁听，如果名额有20个、有100人申请的话，采用的办法是抽签，最原始的抽签，和算卦一样，从竹筒里往外摇出竹签。有时候人太多，座位太少，权利意识极强的日本人就会要求换座位多的大庭。至于法庭上的摆设，和咱们国家的基本是一样的，但是根据KAPPA的素描图，合议庭三法官的左右还分列了俩座位，一边坐的是司法修习生，一边坐的是法庭工作人员。此外，对于法庭禁止旁听人员记录，KAPPA先生通篇都耿耿于怀。

KAPPA先生两本大作读毕，宛如吃了几包口味类似但又有细微差别的日本方便面。想这就是现代人所谓的“阅读”吧。

二、关于那事儿

无独有偶，最近在“百忙之余”抽空读了一直想读的曹乃谦（这种人的名字，搜狗输入法随时在线更新的词库里是没有的，超女超男的每一位都有）。所以知道的人不多也就不足为奇。倒不是为了炫耀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人，因为这一点儿也不好玩。而是因为我之前曾关注过马悦然这个人，马氏是诺贝尔文学奖诸评委中“亲华”的一个可爱的银发老头儿，“亲华”程度之高，不仅包括2000年诺奖由华人获得是其力荐、包括他翻译了一堆中国古书到瑞典、包括在中国呆了多久多久，还包括拐跑了一个中国美女做他的老婆。马悦然这个人，从目前中国市面上的图书资料来看，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作家是李锐。李锐以下，他最推荐的便是曹乃谦。李锐的知名度应该说还是有的，还是没有完全过气的；那么曹乃谦这个人的知名度却是可以多提几只灯笼去找了。我对李锐没有一一细读过，但对其评价中等偏上，因而也由此开始关注曹乃谦。

曹乃谦是山西的一个警察。现在还是。也就是，一个在职公务员在兼职写作（当然，说一个作家兼职当公务员更恰如其分）。有点像王跃文。不过人家写大发了，完全单干不伺候公务员这碗饭了。当然，王老哥把单位的领导全都刻模子般整成“官场纪实小说”了，混不下去也属正常。你总不能对领导解释说：局长，我写的那个玩二奶玩到处女的家伙真的不是您啊。有鉴于此（随便插的官话），曹乃谦不写身边的人，写远离警察界的老农们。因此，他还在写着。他的文笔是罕见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粗犷。

这样的文风和内容是契合的。穷到极点的那些农民们，最在乎的只有两件事情：吃、性。为了吃，可以像牲口一样狼吞虎咽；为了性，可以像A片一样猥亵牲口。事实上，我是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中读到兽交的描写。而事实上，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常人的反应都不会是恶心，更不会是性起；而是震撼。这就是曹乃谦的功力。当然不是震撼于兽交的宏伟场面（这样联想的人应该送去浸猪笼）；而是震撼于对人性感悟的悲凉。不仅仅如此，文中兽交描写行将完毕之时交代说，男主角“被畜生的蹄子踹了一脚”。悲凉之余，一声黑色的浅笑，更添阅读的滋味。当物质的贫瘠摧毁了人类的尊严之时，人还是人吗？曹乃谦说，是。他们，那些穷得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女人的充满欲望的个体，还知道把干那事儿称为“那事儿”，而不是使用粗话。

曹乃谦的初次写作源于和人的一次打赌，结果他赢了，因为没有人想到他也能写小说。我想他是一个有意思的警察。

三、关于其他

曹乃谦与河童（KAPPA）的无独有偶不仅在于知名度都不高，更在于他们写的都是小篇幅的文章。河童先生做他的日本方便面；曹警察做他的山西刀削面。特点都是：可以快速用完餐。此处我不用“快餐”一词而取一繁琐词组，是因为“快餐”一词的含义，足以构成对以上二位主厨的误读甚至侮辱。河童先生的点心是让人愉悦而伴有小思考的；曹警察的刀工则有点毒，足以激发你审视整个社会的现状。因此，食用时请对症下药，务必小心。

附：主料、辅料都配齐活儿了，这篇文章便成了这样一道爆炒的小菜，虽不登大雅，但毕竟我辈所长。假以时日，空间、时间都更宽裕之时，当上大餐。

人有时侯活得腻味了，难免要想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比如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怎样做出一些伟大的事．可是往往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样子都是极其猥琐的。这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无论是吃饱了饭的人，还是饿着肚子的人，都是有精神追求的。前几天偶然翻开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的小说，一个不知名（不知道是他本身不知名，还是我不知道他名字）的作家写的。我甚至忘记了书名，忘记了封面的颜色，也没有翻看一页内容，但我竟记得扉页上的几句话．

这哥们说，我活到４０多岁，才知道职业和事业不是一回事；４０岁以前，我一直把职业当作事业来做，现在，我终于可以把事业当作事业来做。他的意思是，他有一份糊口的职业，但觉得写作才是他的事业．就算这样的说法打动了我，我还是把这本书丢到一边去了。

有些事业是不适宜当作职业来做的．比如写作．８０后作家中唯一貌似有点前途的张悦然，被北京作协招安后，出了点旧作品集，还没到金庸那年岁呢，就敢卖老，看来要步仲永的后尘了。至于有些爱装酷的／爱抄袭的，也就懒得去说了。写作不但是一个事业，还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事业．但，千万别当成了职业来做．

有很多朋友是聪明的．他们从职业之外的写作中获得了快感，获得了精神上的高潮。因此，全部用中文发音来读一遍我的题目，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名气过大的那些某某们我就不说了，最近我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个精神上ＳＪ比较成功／比较频繁的朋友，我要提醒他注意一下元气：此人是ＤＥＯＤＯＯ．

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看到更多的他的精神高潮的，当然，有机会大家可以搞一个ＳＥＭＩＮＡＲ．

闭关许久，一出来就成功地ＹＹ了一篇．为避免我９月份的记录为零，权且Ｓ之．

看着照片，发现自己也在这个装置当中，原来，我也成了艺术品的一部分了。倒也有趣。是相映成趣的趣。至于为何想起798那日，是因为昨晚浏览论坛时，看到一贴，云798展览中出现黄色淫秽物品，彼文尊题为：《城管抓小姐也是艺术？》。至于写出该文的新闻记者的出发点和伦理观，尚且不去探讨，光看题目，就见外行。那日与兄弟游历艺术厂房，我的一句感慨颇得艺术专业人士的首肯，即是：生活中一切皆艺术。

我的观点相信应该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至于城管抓小姐是否艺术，那是记者过于愚钝，不可语也。我亲眼看过“城管抓小姐”的系列作品，包括雕塑、绘画。其实是一种很写实的表现手法，作品与作品来源的新闻照片几乎完全一致。作品体现的精神其实是艺术家对社会的视角和观点，没有什么高深的哲思；就比如我们路过过街天桥，看到可怜的乞丐，心生感慨，发出对社会、对下层人士的思索，是一样的。艺术家总是在忧国忧民，没办法，谁让该忧国忧民的人都没成艺术家呢。

至于提到小姐没穿衣服就是涉黄，那实在是愚弄幼童的笑话。作品并没有以摄影等清晰逼真的形象出现，而是抽象的雕塑和油画。真正有淫秽嫌疑的，倒不是该记者观察到的这副作品，而是在二楼室内的一副作品。苍蝇一般到处找臭源的记者漏掉了二楼的一尊雕塑。我参观时，算真是颇有动容；尽管身边一堆老外目无表情地路过，然后安详地坐到旁边休憩、品咖啡。那雕塑其实就是一个女人体躺着，全身是抽象的红色，并没有逼真的细节；但要命的是她的动作：在手淫。而手淫的工具，是一条钻进某个坑道中的长龙。沉思良久：龙象征中国，那作为手淫工具又是何意？在讲述龙的诞生只不过是一场荒诞？我至今未知。

我在我的桌子上摆上两个不同材质、大小的杯子，用一双筷子横搁在其上，便也是一项装置艺术作品了，名曰：桥。

艺术有很多种，大部分都是大部分人都能玩儿的那种。

于是在黄金周里，我从事着如下伟大而明智的事业：睡觉、看片、打游戏。今天决定去中关村逛书店，实在出于一种对过往情绪的怀念。走到熟悉的海淀图书城，一片狼籍在装修，来来往往的杂七杂八的人群，与往日的图书城完全是两个模样。只好进了隔壁的图书大厦。

畅销书永远都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毛泽东传记的封面是全红色的，蒋介石传记的封面是全黑色的，而它俩就堆放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佩服二位先人，缘分如此绵长啊。没有去翻开的冲动。

更为醒目的显然是以易中天为首的百家讲坛的一群有名无名的老师们的书。叫“老师”不掉格吧？易老师和于老师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等居然都没有拜读过，实在汗颜。抱着这样的想法，翻看了二位的大作。第一篇是易老师给于老师写的《序》，落款是“北京-厦门途中”。突然想起一句话：北京到厦门有多远？原来二位老师早已惺惺相惜。

随意浏览了几本《百家讲坛》系列，有个感觉，像是这帮做了爸爸妈妈的人们，在白天读了些古书古史之后，晚上他们的小朋友纠缠着要给讲故事，不然不睡觉；于是他们就开始忽悠了，忽悠的时间一长，就成了一个系列，名曰“百家讲坛”。

谢谢这些叔叔阿姨们，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有了一笔文化遗产，可以在晚上自己的儿子不想睡觉的时候，直接抓一本来读给他们催眠。只是不知道这些后后后现代的孩子们，对这类催眠手段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免疫力。

所以，希望等我的儿子能识字的时候，老师们的书还尚在人世，或者，借尸还魂再版。